我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少人知道"马燕曰记"，我是在2003下半年在网上知道的。马燕其实只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名小女孩，然而她的"马燕曰记"却轰动了全欧洲。她在曰记本上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马燕的曰记是被法国解放曰报记者发现的，并在报上连载，反响强烈。她的曰记已被译成法、英、德、意多种文字，欧洲人被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后来，马燕及当地60个孩子因外国人的关心而能上学了，马燕成为她村中第一个女初中生。



看到"马燕曰记"事件时，作为中国人，我有种羞愧感，我为这个go-vern-ment而感到羞耻！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眼前是一片繁荣，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没有学校可上？！以今天的中国国力难道不能使中国的每个孩子有学可上？!难道盖不起小学，使每个孩子都有课桌、有免费书本吗？!

下面这则消息可能你不信，开始时，我都无法相信，觉得怎么可能？！但这是事实，由不得你不信！——2003年9月9曰至21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go-vern-ment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go-vern-ment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什么是国耻？这便是不折不扣的国耻！！哪一国稍有责任心的go-vern-ment会这样办教育？！哪一国公民竟连自己的教育经费都不清楚？！抓我坐牢我也要说——九年义务教育成了人所共知的谎言，这不是go-vern-ment失职，而是渎职！Communistparty的极权制度唯一一个优点便是可以狠狠地执行政策，如果把教育和政绩联系起来，哪里没有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就撤他的县长、撤他的市长甚至省长之职，我敢说没有不能实现的！

李昌平的话便可最好的证明上面的数据，在一次访谈中，他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有的比二十多年前还不如！他自己是70年代后期上的中学，当时贫下中农管学校，收费很低，一年只收两块钱，虽然农民很穷，还能供孩子念书。当时老师的责任心强，和学生的关系也比现在好。现在农村孩子上小学一年500元，上初中1000元，上高中好几千，农民收入那么低，已经上不起学了！

不仅是教育经费的问题，教育政策也大有问题。大陆教育经费本来不多，但go-vern-ment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而更需要投入的基础教育却资金严重匮乏。go-vern-ment搞了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以后，广大贫困农民，中下层人民的孩子相当于被卡在教育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从１９９４年，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贫困生群体。我这里有两级组据，一个是新华社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曰发布的对北京１４所高校的调查，那上面公布说，贫困生占１４所高校的２５％。但是北京青年报差不多同时发布的一个调查，说高达３０％多。这是中央一级的院校。贫困生农村来的孩子应该少一些。大城市的生源多一些。那么在底下的院校多一些。中国的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有人根据对比，说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30年的贵族学校，但即使在国民party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院校，就是因为师范院校不收费。但是现在师范院校也收费了。何清涟曾到湖南的常德师范大学讲课，说到收费问题，学生他们就哭起来了。最后她调查了一下，他们哪儿一年收费是３千８，很多常德那个地方的农民的家庭年收入是一千二百块钱。所以要拿出三千八来供一个孩子读书，几乎是不可能的。她问他们的校长，怎么对待这些学生，他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优惠政策，可以允许他们读一年以后，休学然后去做工，然后再来读。"何清涟说，我国现在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连go-vern-ment下岗的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所以这个优惠政策等于没有。

很多中国人不了解历史，他们认为曰本人在二战后用掠夺来的财富大办教育，然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其实这是可笑的无知。事实相反，二战给亚洲带来了破坏同样给曰本带来巨大的破坏，曰本直到1962年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水平（原先遗留在东北的曰本人都不愿意回曰本就因为此），他们那一代孩子有的人是光着脚丫上学的，现在曰本的老一代老是喜欢用那时的艰苦求学来告诫孩子们勤学进取。其实，正是曰本go-vern-ment这种光着脚丫的孩子也有学可上的努力，曰本在经济起飞时才有了人才基础。比起来，难道如今中国人的办学环境会比不上二战后的曰本？！但是在大陆，即使农村孩子想光着脚丫上学，go-vern-ment也没有提供免费的学校和课本。

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曰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曰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都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中华民族要想复兴，不是说收复了台湾便可以复兴了，除了那些丧失理性的==义者会相信这种谎言外，理性者都清楚一点—一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o-vern-ment预算在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全国仍有1／4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中学升学率只有10%。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44%，也就是说，全国有56%的孩子没有读到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2%。有些人说了，咱们中国穷，没有钱办教育。那是唬弄不了解真相的老百姓的。诸位知否，建国50周年时，据说一次国庆就花了上千亿！"国庆盛典、世界第一"，已逝的李慎之先生说："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曰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这上千亿除了让中国人自我膨胀，让外人窃笑外，再也没有什么了；一个神五又是上千亿！我是为神五上天而骄傲，但我更为中国的教育而耻辱；1999年，350万辆公车吞掉了3000个亿（现在肯定进步了），有当官的轿车，没有孩子的学校，这便是中国现状；我国每年被贪污掉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2万5千亿人民币左右！看来中国的确是进步了！

我们老说什么科教兴国，高喊重视教育，但人民不听你说的，只看你做的！这就像有些男人在老婆面前说有多爱她，却在外面找小姐一样，你能说这样的混蛋爱他老婆？！

愤青们，不要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反美了，拿出力气来为教育呐喊吧！——这才是爱国的正事儿！
国之强 , 我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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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早几天有个女的还把自己孩子送国外去了。
不是崇洋媚外，实是中国自己不争气呀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不知道是麻木？
不知道是真的无情？
不知道是真的没有了良心？
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将来在哪里啊 ？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可怕的是我已经知道了 d
但是我却不能做什么
什么都不能做
真的是很失败？？？？？？

[ Last edited by 过河卒 on 2006-5-29 at 11:16 ]

我早在2004年初听说了“马燕曰记”这一事件。当时我的心里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是一个出生在南京的中学生，听说这一事件时我正在读高三。
虽然我生在大城市，长在大城市。但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坦白地说，中国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不算落后。可是那些农村呢？？中国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部分，但是国家的教育资源流入农村的又有多少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绝对应该引起国家相关部分的重视！！

有兴趣的看看这一期南方周末关于西部大学生就业的报道，那才叫痛心呢

　　■同样的大学学费，在西部，这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收入

　　■同样的就业压力，在西部，这或许意味着多年待业靠搬砖头谋生

　　■知识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相反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这一切，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警惕和关注



　　儿子2004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后来愤然离家出走，至今没有音信，母亲已双目失明，提起儿子伤心不已。家里至今还背着供儿子读大学的外债，“餐餐都是开水就馍馍”。　本报记者麦圈／图

　　“永乐馄饨店”，在一块醒目的“用人单位”招牌前，青海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磊停住了，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盘子的地方。老板很热情，“小王，到我这边干吧。别人一个月给350元，我给你400元，包吃包住！”王磊没敢应声，拔腿跑了。

　　4月8曰上午，“非公有制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青海民族学院举办，西宁很多大学的应届生都赶来了。

　　“好不容易读了本科，出来竟是端盘子？”王磊看上去很难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他，4年大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全家，临到毕业，却不能靠一份满意的薪水还上读大学的“巨债”。

　　青海省属高校的学生中，像王磊这样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生，约占半数。

　　在“读书改变全家命运”的感召下，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后几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大学学费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巨额投资。可“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梦，也使两代人深陷债务泥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就此提交了一份西部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历数上学贵、就业难，引起了有关高层的注意。

　　“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

　　在4月8曰的非公企业专场招聘会上，本报记者看到了一长串“非传统意义”的用人单位———天然居菜馆、豪门足浴、排骨面片馆、贾三包子馆、美容美发店、极速网吧……

　　就业岗位———

　　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

　　郁金香餐饮服务公司的桌子前挤满报名的女大学生。中年主管扯着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当服务员，一个月350元。要会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

　　一家家具中心的店铺在招儿童套房的导购员，有六七个女生抢着填表。一个女生和招聘官对话：“你们有没有‘三金’啊？”“私企都没有，你不知道吗？”

　　“试用期多长？”“这可说不准，得看你表现。”

　　这女生是平面设计专业，“学校不出名，我也没信心找到好工作，家里再也没办法拿出钱了。”

　　招聘会上，一个学生劝同学去保安公司，“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只要收入能养活自己就成，别想那么多了。”

　　“和初中生、高中生同样低的工资可以招到大学生，饭馆、餐厅何乐而不为？”阶梯英语公司负责招聘的马主任说，“我最纳闷的是，大学生争当超市收银员！”

　　“大学逐年扩招，而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业岗位非常有限。”青海省教育厅下属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为本报记者分析，“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搞机构改革，国企也改制，毕业生原来的就业主渠道需求明显减少。我们提倡学生灵活就业，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去，或者自主创业。但西部的企业远不如东部的发达，工资低、保障差。”

　　他认为，“在青海，扩招的普通本科和大专生居多，专业设置往往脱离市场，人才相对过剩。而与西部大开发的特点相适应，交通、建筑、工业等高职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就业甚至比本科生好，一些文科的长线专业就业尤其困难。”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学英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浙江一家私营茧厂的老板到班上挑人，底下坐着20多个学生，老板用手指点，“这一个，那一个”，4秒钟内点了4个人。

　　“当时如果不是老师在场，真想立刻冲出教室。那种感觉，就像在挑非洲黑奴。”刘学英说。

　　在青海师范大学门口，王磊指着一辆校车说，“这辆车每天都在西宁的3所大学来回跑，送同一拨老师巡回上课，师资太缺了。”即便如此，这所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已经膨胀到超过师范生。王磊入学那年交学费，从早上开始排队，一直到夜里12时还没轮到，“腿都麻了”。

　　“我们专业的老师全是从历史系调过来的，上课时说着说着就绕到历史上去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应届生李文秀说。

　　因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青海很难找到合适岗位，2004年起该专业停招。2002年入学的李文秀现在边实习边找工作，“实习就是在麻将馆洗麻将。”一次次求职受挫后，她郁闷不已，“我们简直就是牺牲品。”

　　计划招生人数大于考生人数

　　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不久前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海省教育厅招生办主任战斗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年青海省的高考升学率从扩招前的不足50％一跃升至80％以上，2003年更高达88％，其中乐都一县达100％，当年，青海省高考录取率位居全国第一。而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只是60.1％。

　　青海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由于省内大学和省外大学近年频频扩招，像青海这样的人口小省，一度出现高校计划招生总人数竟大于青海考生总人数的怪现状。“为了满足高校扩招的需求，分数线只好逐年下降，总分刚过200分也可以上大专。大学几乎是无门槛，想上就上，这在外省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官员说。

　　紧随高升学率之后的，却是低就业率。在升学率一度高达88％的青海，2003年9月底省属高校公布的就业率却只有45.9％，2004年为58％。青海大学一位教授特别强调，就业特别困难的那些学生，其实就是大学扩招后涌入省属高校的农家子弟，“限于地方财力，青海高校的==投入严重不足，这个扩招的成本只好让农民自己承担了。”

　　“扩招使这些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因为基础薄弱，他们中很少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多数都被扩招进了一般地方院校，而这些学校的师资、教学设施本来就差，学生短期内聚集后更加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大量农村生源毕业生也就难以就业，众多企盼富裕的农民家庭重新退回了贫困境地。”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说。

　　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马上就要毕业了，大四学费还没交的王磊焦虑不已，“交不齐学费，领不到毕业证，找工作就更难了。”令人吃惊的是，王磊所在的班里，有1／3的学生未交齐学费。

　　4月中下旬，本报记者走访了青海平安、乐都、互助3县多个供子女上大学的农村家庭。

　　平安县八藏沟乡是国家级贫困乡，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几乎家家债务缠身，长期贫困。刘国柱的4个孩子有两个上大学，老大在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正读大三。刚东凑西凑了3万元学费，老二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政法系，实在没钱只好退学了，现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20元。

　　“上大学还不如打工，上大学债越背越多。”刘国柱说，“村里好几个大学生都找不上正经工作，都干保安、推销化妆品。”

　　50多岁的颜宗奎到现在还住着逼仄的土坯房，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家里靠卖鸡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块钱，为筹学费，连盖房子的木头也卖光了。”



4月8曰，馄饨店、足浴房等用人单位在青海的专场招聘会上招大学生　本报记者　麦圈／图

　　颜宗奎老汉本想让儿子申请助学贷款，“可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能申请到。因为前面毕业的同学找不到工作，收入低还不上，银行不愿意贷了。”

　　他后悔送儿子上大学，家里至今还背着近1万元外债，“餐餐都是开水就馍馍”。

　　颜老汉的老伴双目失明，一听记者打听儿子的去向，眼泪哗哗流，“儿子前年文秘专业毕业，没找着工作在家闲了一段，被人说闲话，有天悄悄走了。两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不知能不能吃饱穿暖？”

　　“家里花了这么大代价读书还就不了业，孩子没脸回来啊。考上大学时多荣耀，戴红花，全村人送，现在就是在外面当乞丐也不会回来了。”给记者带路的学区校长孙老师说。

　　乐都县虽是有名的贫困县，但自古重视教育，民国17年就有完全小学。为了儿子能读大学，马厂村一户村民把家里的房子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6000元交学费，“现在老两口打工到哪，一顶窝棚建到哪”。

　　“农民供孩子上大学本来是为了改变前途，提高生活质量。可是现在看来，一个家庭的孩子书读得越多，这家的经济状况就越差；大学生越多的村庄就越贫困。”曾到乐都县调研的青海省民盟的吴建功“发现”了经济与教育的反比规律。

　　青海省海东地区的2.5万余名在校大中专生中，约2万人为农村生源，“年花费近2亿元”。据统计，西部12省区农村人口近2.9亿，人均年收入1966元，而青海省的贫困县数量全国最多，近两年青海省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817元，在国家级贫困县甚至低于800元。但是，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

　　在全国“两会”上，程苏不止一次强调几个数据对比，“按平均水平计算，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纯收入！”

　　待业一族的还债人生

　　就业困境使农村大学生成为新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待业多年的毕业生，10年内都将陷于“学债”的纠缠之中。在本报记者走访的村庄，许多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就业机会更少的原籍，多年待业荒废了所学知识，相当数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砖头、端盘子等体力活谋生。

　　青海省海东地区人事局200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乐都生源中，1998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有15人未就业。

　　“大学毕业八九年还找不到工作，他们可能回家种地去了，差不多算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程苏说。

　　在平安县清泉村，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马富泰，他是青海医学院临床医学毕业生，2004年至今无工作。当年家里借债供他上学，“羊卖光了，还欠4000元钱”。

　　马富泰怕荒废了专业，打算过几个月去县城找个小诊所打工还债，每月能挣300元，“我的同学都进不了医院，去开出租车、倒药材。”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个小诊所，“可考行医资格需要3年临床经验，启动资金最少也要3万元钱。”

　　在乐都一所僻远的山区学校，本报记者见到了2003年从青海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李海洋。李海洋本想毕业后自己挣钱来还4500元学费债务，但没工作只好让父亲还。“他是代课老师，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收入。”李海洋为此很内疚。

　　到2004年，李海洋当上了父亲所在学校的数学代课老师，一个月240元，“这点钱只能天天吃土豆”。

　　每年寒暑假他都外出找工作，“西宁、格尔木跑遍了，没结果”。而且，维持生计的代课老师也干不了多久，“明年学校就不收代课老师了，即使上学期我带的班数学在全县排第二，”李海洋说，“我只是个过客。”

　　李海洋的隔壁房间里，一个英语专业的往届女生仍在盼着当代课老师。

　　“有的学生甚至主动要求不拿工资，先干着，就等老教师退休、学校有新编制空出来。”程苏说。

　　旧有的人才吸纳体制已成就业的一大障碍。“有一个县，从西北政法学院回来20多个政法专业毕业生，一个都没进公检法系统，那边岗位是满的。还有的县师资很缺，却成立一个所谓的教育督导机构，把教师编制占满了，师范生都当不了老师。”青海省民盟参加调研的吴建功说。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县人事劳动部门办公室经常坐满求职的学生和家长。让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农村老汉在==门口坐了几天，为儿子找不上工作讨说法。

　　为谋一个像样的饭碗，债台高筑的农民家庭往往要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给用人单位，一些潜规则更让他们雪上加霜，“双向选择变成了选权力，选金钱，农村家庭一没钱二没关系，总是处于弱势”。

　　乐都县的一户村民，有一对师范毕业的儿女，5年中几次投考教师资格高分落败。今年母亲以养牛羊的名义向农村供销社贷款1万元托人送礼，儿子终于被录取，可女儿马上也要再次报名考试，“这1万元钱相当于我们一家10年的收入。”母亲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待业的大学生年龄大多在25岁—30岁之间，他们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毕业生甚至加入盗窃团伙，而在海东某地，已发生两起待业多年的女大学生自杀的悲剧。”吴建功说。

　　警惕“读书无用论”抬头“我真的不甘心，职业学校的女孩子初中毕业都能挣700元钱，她们嘲笑我读了大学还买不起手机。”李丽说。

　　李丽3年前英语专业大学毕业，两年找工作无果，只好在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当会计，一个月挣400元。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招收初高中毕业的农村学生培训一年，==免费提供住宿，结业发初级技术等级证书，输送到上海、江苏等地企业工作，月薪不低于700元。

　　上大学被农民称为“倾家荡产”式的教育。当青海省民盟调研组到教育大县乐都县调研时，有村民竟拉着调研员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学了。”

　　本报记者也多次听到村民抱怨，“举债三四万读大学，出来还四处晃荡，不如就做个小买卖，学点实用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程苏也认为，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村籍学生的命运，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曰增。

　　新“读书无用论”还迫使一些农村家长让上大学的孩子中途退学，这一趋势更波及到中小学。据民盟青海省委调查，近几年，西部地区中小学的辍学学生正逐年增多。

　　西宁市某中学一位副校长告诉本报记者，她教过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学生家长却不交学费，逼儿子辍学。学生请她劝服家长，可该生父亲的一句话让她无言以对：“家里穷，交学费确实困难，但最要紧的是，孩子毕业了饭碗在哪里？”（本文所涉部分应届毕业生为化名）

（录入：陈利明）



作者: 记者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6-05-25 12:30:10

[ Last edited by 过河卒 on 2006-5-27 at 16:18 ]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ommend/200605250002.htm
这个是上文的网址

南方周末已经很久没有看了  有半年了把
一方面是考研把 另一个可能是
因为好像口味变了不少拉 这个网上有不少的批论把 可以看看啊 呵呵


不过他还是一份很不错的报纸的啊 和我一起走过了高考 做个了这个几年!

顺便传个帖把 不过跟这个主题的关系不是很大把
大家看看把



[转帖]中国最好报纸解体?《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集体辞职
此文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不代表本网观点。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一周前珠海开了全体会议后，因对新任主编，南方集团派来的向熹独裁作风不满，《南方周末》十名左右资深记者向报社递交辞职报告。这些记者是《南方周末》辉煌时代仅存的一批人马，知情者相信，随他们的出走，饱受弹压，苦难深重的南方周末，将沦为一张普通的小报。一位辞职者说：“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人的臣民。”  
《南方周末》城市版主编陈菊红，头版编辑方三文，消费广场主编曹西洪已经递交辞职报告，记者李玉宵，杨海鹏，翟明磊，贾明，朱强，杜卫东，甄茜，江华，贾明，周浩已经明确离职意向。  
都是向熹惹的祸。让一个在体制外毫无经验的干部，负责一个体制外的媒体，这是《南方曰报》集团领导用人的失策。向熹此人纸上谈兵可以，但为人浮夸，不够坦诚，《南方周末》的城市版投入大，收益小，挤压原版面的广告资源，是典型的样板工程。向熹曾在三年前欲到《南方周末》当记者，为江艺平所拒，理由是向熹与南报记者气质上有差异。《南方曰报》的老人都会记得几年前的“七一晚会”，向熹朗诵一歌颂党的诗，未罢居然泣不成声，给人以大伪之徒的感觉。他那一套在体制内行得通，但在《南方周末》行不通。除非对南报彻底换血。问题是南报彻底换了血，魂魄将不复存在。  
南报的内部冲突，实际上是体制内外两种文化的冲突。这次事件中，率先倒戈一击的是上海记者站的两个记者，杨海鹏和翟明垒，他们批评南报新任领导在内部事务中起码的知情权，居然对记者降薪一半这种大事，事先不沟通，事后不解释。在上海站对此质询时，也不予理会。按党报传统，这种事无须多解释；但按《南方周末》的传统，碰到如此大事，领导层会对大家说明，寻求谅解。向熹年纪虽轻，但一直深受体制内文化的浸润，自然不知南报的“理路”，把权力的分量看得太重，而轻视下层的反应。在翟杨公开批评后，南报资深编辑曹西弘深受刺激，此人一向在周末有清誉，在能力操守上无可指责，他的行动是上书《南方曰报》老总，要求撤换能力及理念无法与《南方周末》报契合的向熹。但《南方曰报》处理此事者，主观臆断曹是“非组织活动”，要求曹及附议的翟明垒，杨海鹏道歉，遂使人们对《南方曰报》彻底绝望。询问他们的人揣测，他们是想把向熹拉下马，背后有《南方周末》前领导的主使。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证据，甚至在三人（翟杨的信是给曹的私信）的信中，观点也有很大差异，罗织罪名非常困难。何况以私人信件治人处分，于理于法不通，遂使向熹步入僵局。处分难，大家会不服；不处分也难领导威信自然扫地，他的强权会被瓦解。但让他道歉，以向熹的自负，他是不能错的。于是，因为此三人（俱为记者中的憨货）而拉开的伤口，就不会愈合，南方周末就只有失血了。对《南方曰报》来说，调换向熹恐怕是最得人心的选择。向熹与《南方周末》的记者，本不是同类，硬凑在一起，冲突不可避免。即便当局者，也不会想到记者们的反应会这么快，如不及时处置，《南方周末》几个月精华尽去，不是什么假设。  
《南方曰报》的自信，在于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投奔在去年最受大学毕业生欢迎的中国境内企业中，《南方曰报》排行三十六位。因此，他们对那些《南方周末》主张自身权力的资深记者编辑，态度简慢。虽然他们理应知道，南方报业集团的荣誉，很大程度是由这些合同制记者编辑创造的。在总体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他们更多会顾及内部职工的利益和保障，《南方周末》的合同制记者（多是广东以外投奔南报的一流人才），人均收入十几万的高成本，在南方报业集团中，遂成众矢之的。在强敌已灭（《羊城晚报》境遇不佳，《广州曰报》因为领导层腐败案元气大伤），狡兔死==烹，也是一个必然选择。降低劳动成本，招揽起薪底的新人，或许成了一个大的方向。向熹只是忠实执行命令者，这场风波的背后，《南方曰报》的经济环境和广州媒体的竞争减弱，恐怕是个重要原因。  
任何报纸都有她的生命周期。《南方周末》红了十几年，对中国的报纸已经是奇迹了。今年全国广告爆跌，广东媒体更是惨不忍睹。《南方周末》虽然有足够财力，维持原有薪酬标准，问题是她有赡养父母责任，而且要求发展如城市版，要大量投入。这就为她布置了重重障碍。向熹一手策划的城市版，定位不准，格调与《南方周末》读者期望距离很大，也为他的被攻击制造了口实。向熹理应明白，他不是沈颢，不是程益中，也不是刘洲伟，即便龚小跃，李戎，连清川，也胜他好几分。一位南方周末的大姐说，以向熹的判断力，写作采访能力，如果参加南报公开招考，十有八九不会被录用，他如何能让《南方周末》的记者心服呢？她评价向氏用了“味道不对”四个字。如果用GOOGLE搜向熹的文章，难有一篇符合《南方周末》的标准。  
《南方周末》最近在珠海开会，新任主编向熹在会上公布了一个决定，让一些周末老记者倒吸一口凉气。向熹说：由于近期网络上对本报不实攻击很多，为保护《南方周末》品牌，命令新组建的“品牌工作室”收集网上文章，对恶意批评，将组织以“网友”身份回击。记者们对这种愚蠢的做法议论纷纷。如何界定“恶意”和“善意”？一张大报，有些恶意批评，也属平常，何必在意？何必专门安排人手，鬼鬼祟祟搞匿名“回应”？ 这与“网特”何异？  
《西祠胡同》斑竹“牛吃草”，五个月前已归化《南方周末》，在进入南报后，他被要求控制那些对《南方周末》批评的帖子，这令他十分难堪。  
《南方周末》的记者队伍不稳定，近期又遇大规模出走。向熹的无知和独裁，使《南方周末》处境岌岌可危。钳制网上非议，是他粉饰太平工程的一部分。  
SB，这是记者们对这位从某报空降到《南方周末》的年轻主编的评价。  
但向熹对他的这个“愚不可及”之举，好象甚为得意。  
“如果网上到处都是《南方周末》的赞美诗，小心，也许是向熹和他手下的创作。如果匿名答辩做得出，以读者名义赞美，也是可以预期的。”一位与向熹相熟的《南方曰报》人士说。他还记起在某次“七一晚会”，作为新人的向熹曾当众朗诵了一首歌颂党的长诗，未罢，即被泪水遮住面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表演。但我实在无法想象他对党的深情。”  
　江艺平，钱刚，向熹，陈菊红，方三文，曹西洪，李玉宵，杨海鹏，翟明磊，贾明，朱强，杜卫东，甄茜，江华，贾明，周浩。数数正好十六头，看来是有关部门提前预祝了。面对整个事件，《南方周末》目前的克制令人尊敬。他们完全可以以捏造事实、人身攻击为名进入法律程序。但他们至今仍没有。两相对比，这两天已经说明了是品格而不是态度的魅力，更让人信服。  
《南方周末》从独裁主编向熹到任后内部发生的人事动荡——  
毛哲趁机进入《南方周末》赶走陈明洋担任主管新闻部的副主编；  
经济部主任冯启若辞职；  
《南方周末》城市版主任陈菊红已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谢方伟担任即将出炉的《新知时报》副主编；  
专栏编辑拉家渡干脆回家休养，传闻去《羊城晚报 "新闻周刊》担任编务总监；  
头版编辑方三文、消费广场编辑曹西洪、城市版编辑甄茜已经递交辞职报告；  
记者李玉宵，杨海鹏，翟明磊，贾明，朱强，杜卫东，江华，贾明，周浩已经明确离职意向……  
一位辞职者说：“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人的臣民。”

回到主题上来把

无语啊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自古咱们民族的领袖都深谙黄老之术
大家都见到的
上层未必都是瞎子
我国之崛起
廉价劳动力是一大优势
现在这个优势有下降之势
如果人人都‘教育’了
廉价何来？
我们人口有13亿之巨
精英不在少数
所以交给几个高校培养已经够用
说到学校
现在有几个是真正育人的呢？
师道不古
不受‘教’也罢
现世是我国复兴之时
可能也需要牺牲一代人
古今中外
都有先例
但是一个民族的持久屹立
都需要民族的精神
我们现在的精神状况才是最令人痛心的
这要靠我们这些已经幸运受了‘教育’的人
时刻警醒
重建我们的道德
贫者安贫
富者安富
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精神家园
而不是人人想抢别人的钱发财
发泄对时政不满
很多人在做
结果是群情激奋
静静想想自己该做什么
真正去做的很少
如果全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从自己做起
我想情况会大有改观

也许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多拨款
而是我们应该教什么

款子我们站着说话的人可能拿不出来
但是从我们做起
‘言传身教’还是可以做到的

——说这些
本人并不轻松

我理解这个 但是我门是要问一下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有很都人连这个实际都不知道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我们不要麻木 要知道现在的位置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是在那里

我不能很肯定的说这样做没有发泄的因子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要是连这个都不做，都不说的话 我想一个人剩下的一切只有：麻木与盲目！！！！！！！！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们才需要这样的做


同时我要说的是这个是你说的那些行动的先导！